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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春运,难解的一票难求

     

      春运前夕,在温州工作的重庆彭水人黄庆红通过报社致信铁道部长,指责网络购票分散票源,造成窗口购票困难,自己“连买票的资格都没了”。
      
      今年春运,铁道部厉兵秣马,推出多项措施,缓解购票难,影响较大者,有实名购票、网络购票、电话购票。现在,实名购票被指有身份证被冒用和验票疏忽问题,网络购票已出现网络瘫痪现象,电话购票公认接通难。黄庆红的信,更提出远程订票与窗口售票的矛盾。春运一票难求问题,仍然难解。
      
      今年铁道部没有承诺何时不再一票难求。2007年铁道部称2010年一票难求将得到很大解决,2009年铁道部称2012年一票难求将基本消除,2010年铁道表示到2020年将解决一票难求问题,2011年铁道部称2015年不再一票难求。这些或远或近的“画饼”,其中一些已经过期。今年,铁道部不再展望春运美景,是否终于承认无力解决春运一票难求问题?
      
      春运是国内人员流动,也就是各种交通运输需求的暴发状态。这种暴发状态,对春节这一文化季候而言,是正常的;但对交通运输需求来说,是不正常的。任何一个国家,其交通系统将依据正常状态下的需求而设计,而不为紧急暴发状态下的人员流动设计。可想而知的是,如果按照为期40天左右的春运状态去设计铁路、公路、航空系统,基础建设的规模将超出想象,而日常状态下所有交通系统必将人员大量冗余,设备大量闲置。
      
      在一些发达国家,与中国春运具有类似文化特性的节日应属圣诞节,同样有着“回家共享圣诞晚餐”的要求,同样要造成巨大的交通流量。即使自有小汽车已很普遍,各种公共交通设施发达,仍将有人因交通问题而取消行程。集中暴发的人员流动状态,必然导致运力紧张,这就像如果所有人都去银行提取存款,必然导致银行系统瘫痪一样。
      
     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,春节被高度看重,引发巨大的人员流动和商品消费,不仅不值得忧虑,反而值得庆幸。人是有文化的动物,文化认同是一个社会的凝结力量。从人情角度看,人们春节急着回家,既是人之常情,也是应予珍视的情感。只是所有人同时出现同一需求,产生巨大的谐振效应。春运一票难求,应该看成一种正常状态,而不是反常。
      
      这样说,并不表示春运时人们一票难求不应该作为一个问题去解决,只是能够解决到什么程度,应当有足够的认识。既然是社会成员普遍的交通要求,春运就必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。实名购票用之于春运,可以对倒卖车票予以一定限制。网络购票、电话购票、网银支付,都方便了旅客,也节省了人们为买票而支付的时间,减少了为此而发生的市内交通行为。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。
      
      然而,任何政策的后面都有着受影响的人。政策未必能让所有人受益,人们从政策中受益的程度也不是均等的。黄庆红致信铁道部长,提出的实质上是一个有关公平的问题。我们大致上可以说,窗口严格排队购票,这是公平的;网络购票对所有人开放,这也是公平的。然而,这个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同等程度地使用网络,信息鸿沟是巨大的。对于像黄庆红那样的底层打工者来说,网络购票、网银支付对他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,换个角度看,网络购票对他而言是一种限制。
      
      春运购票问题只是政策公平问题的一个小例子而已,黄庆红的信件有助于我们深思政策公平的复杂含义。不过,这不是这篇文章要谈论的主题。黄庆红们怎样回家,才是急迫的事情。让农民工融入城市,就地过节,这种远大设计解不了近渴,而且也未必合用,因为农民工就地过节了,他们的父母还得来城里过节。降低公路交通价格,让他们可以有所选择,这也很难实行,公路是否有必要为春运开通绿色通道,值得考虑,但无论如何,公路运输的经济性要低于铁路,而且远距离公路交通也很难被农民工选择。
      
      就现实而言,估量不同人群的信息能力,从而在窗口票源和网络票源间进行合理的分配,这或许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。
      
      而那些最终仍将因春运受制而未能返家的人,虽属无奈,但如何过一个有质量的春节,也值得研究。也许,他们需要拿出勇气正视“放弃行程”的决定。而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应该对他们给予一些温暖。毕竟春节是好日子,不要因它太窝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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